周天勇:重振全要素生产率

  王艺璇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了中高速增长,未来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压 力仍然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要求,这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尚属首次。怎样重振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在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前提下获得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日前,《中国经济报告》就中国增长放缓的深层次原因、增长面临的困境、需要怎样的新思路、进行什么样的 改革等问题,对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进行了专访。

  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分析

  中国经济报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8%。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与6月份持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6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2018年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5%,增速比1-6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

  在10年时间里,中国GDP增长从2007年最高时的14.2%,下降到了2017年的6.9%。除了众所周知的“新常态”外,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引起了国民经济这样一个较长时间的变化?

  周天勇:经济主力人口收缩、人口结构少子化和老龄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及高负债形成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内在成因。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美两国国内面临问题的积累和向外转移,以及膨胀的民粹主义政策研究者、学者和舆论的推波助澜,特别是美国国内有关世界领导地位、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争论和基本共识,形成了今天中美非合作性的经济博弈。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对于中国的平稳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经济报告: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这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尚属首次。你如何看待通过要素配置改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法?

  周天勇:从经济学全要素生产率的思维看,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增加的产出与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投入产出之比。其实,余值由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改善两部分贡献组成。越是发达的国家,技术进步带来GDP的余值部分越多;而越是发展中国家,可能要素配置改善带来GDP的余值部分更大。这是因为越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越接近完成;越是发展中国家,越是一个由二元结构转型的国家。

  从全要素生产率余值来源原理看,假如一个在农业中就业的年收入只有5000元的劳动力,转入年收入在30000元的非农业中,在一个国民经济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其增加的25000元,就表现为劳动力配置改善形成的余值。因此,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中,通过要素配置改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能被忽视。

  中国经济报告:如果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审视,高速度往往与高质量联系在一起。一项对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GDP高速增长的阶段,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阶段。但是,从一些学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结果看,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时正时负,大部分研究都得出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不高、技术进步效果差、资源投入消耗大等结论。这是为什么呢?

  周天勇:如果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国要素价值体现和要素流动体制的安排,存在着许多障碍:人口迁移实行城乡和地区间的户籍管制;进城的农民工人口得不到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均等准入和公共服务;农村的土地要素不表现为价值,或者价值扭曲,土地要素不能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城镇,也不能在农村和农业内部较为顺利地优化配置;城镇的资金向农村和农业的流动,也存在着土地要素不能信贷抵押和不是合法投资资产等体制障碍。

  中国经济报告: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分析的结果看,自2012年开始,GDP的余值部分又呈现为负数。于是又有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猜测技术进步慢和资源消耗多是主因,是技术进步退步了吗?是能源、原材料消耗增加了吗?是城镇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吗?是管理水平降低了吗?

  周天勇:从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加速替代劳动力的工艺和装备,从2012年来每年降低的能源消耗,从制造业企业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等实际看,学术上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研究结果可能与这些直观的事实不相符。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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